此外，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对可能与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违宪或违法审查的建议。

二者在基于违反民主原则和分权原则的担忧，法院对立法和行政给出的目的通常予以尊重，于此差异更小。[7]如张步峰：男女退休不同年龄制度的宪法学思考，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四）》，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26]与此同时，经由个案的累积，不同领域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宪法原则，而这实际上也化作法院审查政府行为的审查基准或者分析框架。不过，最高法院至今未说明何以如此对待以性别为标准的分类。易言之，其所反映的更可能是成见或者偏见而非正当公众关切，不具有正当目的。[40]其实质是目的—手段分析，审查的是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且与他情形相似的200多名华人的申请均遭拒绝，而81名非华人，除1人外，均获许可。

生父为美国公民的，则须证明存在血缘关系，生父同意给予经济支持的书面承诺，或在其18岁前生父以与生母结婚、宣誓书或者法庭出具的命令承认父子关系的，才能取得美国国籍。（一）可操作性较差与审查重心后移 可操作性较差是平等保护案件审查方法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之一。[33]二是基础设施过界引发的管理权外溢。

作者简介：郑毅，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0]因而，各种属于国家的专门标志都被用来构建、巩固和彰显国家认同，使得一国公民可以聚集在自己的国家标志之下，并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严格说来，前述现象与《宪法》143条的精神不相契合。[65]陶短房：外国首都的故事, 《南风窗》2015年第14期，第47页。

首都制度纵向、横向关系的调整均以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前提，首都的具体职能、权限亦由中央统一明确。《首都法》使北京原本抽象的作为首都的宪法义务被系统化、明确化，对相应城市功能损失的均衡与补充制度同样应予明晰。

其三，与承担首都宪法功能无关的北京城市功能原则上属北京地方治理空间，但对作为首都宪法功能基础的北京城市功能的变动则超出北京地方事权范围，须由中央决策。关于文本载体变化的理解。辽金元清等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既要将都城南迁近中原，又不能离民族发源地过远，位于三北地区经济地理结合部的北京成为适恰选择。[54]（美）索蒂里奥斯·巴伯、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胜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

在我国单一制的央地关系结构中，冲突的解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存在抑制北京城市功能的唯一选择，这也是北京作为首都所必须承担的宪法义务。既然第143条属于一种普遍的规范模式，则以通常逻辑解析该条的规范内涵即可。国旗的宪法意义, 《法学评论》2015年第3期，第20-23页。可见，协调都-城关系首先在于明确界定北京纯粹的城市功能和同首都功能竞合的城市功能各自的规范畛域，而区分的关键则是两大功能的结合地带，主要有空间界分与功能界分两种进路。

[74]京津冀三地虽均为省级地方，但实际存在差异：北京作为中央所在地优势突出，天津经济较发达，河北既没有充足的经济底气，其省委书记在党内地位上也难与京、津同日而语。[50]由此，对第143条可能存在两种理解。

[69]王锴，见前注[5]，第172页。[22]宋传信，见前注[20]，第13页。

其三，国旗、国歌、国徽能够通过构图、比例、尺寸、颜色、乐谱、歌词等实现规范化和可复制性，但首都的形象只能依赖公民的个体认知抽象描述。传统上对于都-城关系的讨论侧重于外部关系，如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横向的首都与周边省市关系等，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改革的深入实施均属外部关系的典型实践。因此，除非确有必要，否则北京城市功能退让幅度的具体确定应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北京作为直辖市这一地方角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在制度设计上集中体现为中央与北京市间协商制度的良性运行。[37] 在我国目前四个直辖市中，唯有北京具有特定的宪法身份。[49] 四、首都是北京：《宪法》第143条的规范逻辑 （一）首都是北京的规范属性 《宪法》第143条究竟属事实陈述抑或命令规范？在赖纳赫（Adolf Reinach）看来，关键在于规定与命令的界分：规定的出发点在于应该如何，其追求的直接作用乃是规定的适用，属于法律性之案件事实及其关系的领域。对中央而言，难以对都-城关系进行时时、事事的亲自过问。

[16]赵海翔，见前注[3]，第36-37页。其二，首都圈法治建设域外经验较为丰富，如日本早在1950年就出台了《首都建设法》， 1956年又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与《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域整备法》;[79]韩国也通过制定《首都圈整备规划法》和三次《首都圈整备规划》促进首尔都市圈的发展。

[38]杨学科，见前注[5]，第128页。[14]第二，除了最终进入宪法文本的国旗、国徽和首都，在制宪过程中被建议的国家标志还包括国玺、国服、国花、国礼、国色、国歌、国庆等，而国歌更是直到2004年才正式入宪。

其逻辑前提是该城被明确称为北京的事实至少不晚于其首都身份的获得，1949年的政协议案同时实现了北京的定名与首都的定位，故第143条的事实陈述成立。国家经济管理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对北京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评价的同时，仍是强调其作为首都的国家管理职能，其中当然包含对经济事业的管理。

另一方面，由于特定项目位于北京，北京市客观上从超出城市功能需求程度的部分中额外获益，则作为城市功能基础的地方支出责任亦应合理分担。[53]拉伦茨，见前注[50]，第132页。类似地，近年在北京城市规划讨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合并东城西城设立中央政务区的观点。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顺天府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

所谓外部疏解，即将与首都功能冲突的城市功能迁出北京区划范围，相关问题有三。如前所述，无论是首都抑或北京，在规范层面均无明确的空间范围描述，因此只要作为从动项的首都的范围位于（不超出）作为主动项的北京的城市范围，该事实陈述即成立。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总结了建都的三大要件：自然仓库、交通枢纽和便于防守。第四，首都与其他三类国家标志存在本质差异，对国家标志条款的宏观研究以及对其他三类国家标志的专题研究均难以充分发掘首都条款的规范内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版，第495页。从秦代开始，北京即有蓟、幽州、涿郡、燕郡、南京、中都、大兴、大都、北平等称谓，北京之名最早为明成祖朱棣于公元1403年由北平改得。

[42]其中，自然仓库的重要性随着交通枢纽地位的提升而降低。五、从宪法到首都法：迈向科学完备的首都法治 （一）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的良性互动 首都与北京的关系（下称都-城关系）是实施《宪法》143条和相关改革实践发展与深化的重点，其基础在于北京首都功能与城市功能的耦合。[5]第三，相关外围研究，如历史地理学、城市学、域外或比较研究等。首都是北京的表达既是事实描述，也是命令规范，其所蕴含的作为特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都-城关系，实为解决诸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散、雄安新区建设等问题的逻辑和规范基础。

第四，在体系上，《宪法》第四章的三个国家标志条文采用了一致的表述方式，之所以对国旗、国歌和国徽条款的理解未引发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宪法相关法及其附件对相关国家标志作出的精细化、特定化的规范描述，这是首都条款未来法律化的重要参照，但也不妨碍基于类比逻辑探求143条规范内涵的努力。如针对北京市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可通过首都功能在特定区域的定向配置的方式缓解——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尤其是2014年APEC峰会、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等相关大型外事活动的成功举办，对雁栖湖乃至整个怀柔区的城市功能的发展和提升效用是显而易见的。

[23]杨开忠：京津冀大战略与首都未来构想——调整疏解北京城市功能的几个基本问题,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2期，第77页。可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协调北京的城市功能和首都功能的关系，并通过《首都法》最终实现规范化目标。

第五，作为宪法概念的北京与首都应严格区分各自语境，但实践中长期存在诸多混淆现象。二是规范术语，从1949年中国政协全体会议议案中的国都到五四宪法的首都。